前沿热点：当一个电影院老板决定划破银幕

文 |李晓芳

(相关资料图)

编辑 |周航

看着每场观众不超过十来位的上座率，影院老板王军深刻地意识到，一个被重创的行业需要的恢复时间，或许远比预估的要长得多。

一个月前，“新十条”发布。多地关闭的影院重新打开大门，检查放映设备，清扫积灰的座椅和地毯。

恰逢《阿凡达2》即将上映，许多人都盼着这部好莱坞大片能拉一把颓靡已久的电影行业。在猫眼电影专业版上，《阿凡达2》的票房预测要冲击30亿元，能占2022年全年票房的十分之一。

大概是失望的次数太多，王军倒不敢抱太高的期待。他反复强调一句话，“电影院不可能光靠一部电影来活。”不论是詹姆斯·卡梅隆，还是创造了票房纪录的主旋律电影，王军说，都不可能真正拯救电影院，“电影院是需要更多选择的。”

《阿凡达2》上映当天，王军旗下一家影院的上座率终于超过50%。然而随着感染人数日渐增多，电影评价也不如预期，观众数量始终没能迎来爆发性增长。上映24天，《阿凡达2》的国内票房13亿。

问题还在于只有一部《阿凡达2》。不久前的元旦档期，加上《阿凡达2》，王军的影院只有四部电影上映，“每场观众应该不超过十几个，有些场次是个位数，甚至是0。”电话另一端，他突然开始呵呵苦笑。

过去一年，王军似乎常常发出这样的苦笑声。2022年3月，他开始关闭自己的电影院。不是暂停营业，是那种最彻底的拆除，不留一丁点的影院痕迹。

他自己抡起锤子，将做了降低回声干扰装置的影厅墙壁一块块敲掉。深红色的海绵靠背座椅被撬起，随意堆放在大厅，等待集中处理。最后是银幕，展现了无数光与影的幕布，他带不走，也再用不上。

一块银幕价格最低是1万多，IMAX影厅一张银幕高达十几万，空调、音响可以转卖，但银幕根据影厅大小定制，“卖了也没人用得上。”王军干脆拿了一把折叠小刀，在上面划了一道又一道，边划边哈哈大笑，“花钱建的时候很爽，现在拆了更爽啊。”他拍了个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无数关注。

●划破银幕的电影院老板，右为王军。图源网络

两个多月里，王军陆续关闭、拆除了四家电影院，手里八家影院只留下一半，“没等到春天来临，就已经死在半道了。”可拆完了电影院，王军说自己只感到释然。

疫情三年，“再坚持一下”渐渐成了虚妄的安慰。现实的困境逼迫所有实体从业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出选择，继续等待未知的春天，或是狠下心在漫长的冬天抽身离开。

王军坚持不下去，“之前创业赚的钱一直往里贴。”而电影院在三年里几乎是开一年赔一年，他再也交不起商场高昂的租金，试图和物业协商，对方却几乎没有让步的意图。他只能遣散工作人员，看着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变成废弃材料和粉尘组成的废墟。

王军说自己没什么文化，电影情怀也有限，每年看的电影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他小时候家里穷，12岁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最开始是当学徒，做电焊工。后来长年纪了，就从老家安徽到了广东，进各个工地，从最小的杂工干起，搬砖、背砂石，一步步做到包工头，又成立了公司，自己接工程。

建电影院是出于商人的考量，他接过这方面的工程，知道电影院运营模式简单，处在风口上又能赚钱。花上400多万，就能建一座拥有5、6个小厅的非标（准）影院，影厅的面积、层高、银幕尺寸等会比标准影院小，但票价也会相对低廉，基本三年就能回本。投资成本更高的，上千万的影院五年也能回本。

“电影院不需要怎么管的，你投钱，选好地理位置，找个合伙人负责管理，不像别的行业那么复杂。”

比起干工程，王军觉得，开电影院实在是门好生意。“电影院好就好在它是现金生意，一天卖多少票，都是有票务系统收款的，不存在什么纰漏。”干工程就完全不一样，会回不了款，收不到钱，还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如今他还在和一位工人打赔偿官司。

那是2015年，王军31岁，在广东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电影院。那一年，中国电影产业规模首次达到1000亿元，全年电影票房突破400亿元。

接下去几年，中国电影市场继续高歌猛进，总票房相继突破500亿、600亿，王军也紧跟着行业急速的步伐过上了好日子，他陆续开了8家电影院，分布在广东深圳、东莞、惠州各个城市。

后来的一切发生得让人措手不及。王军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干过最苦最累的活，也处理过不少生意场上的突发情况，但2020年的春节档还是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7部电影接连撤档。

手下的员工们还没反应过来，春节宣传海报还挂在影院门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历史遗迹一样的存在。

对许多电影从业者来说，2020年是毁了一半。一直到当年7月，电影院才获批可以重新开放，几乎是所有行业里恢复最晚的。上座率也有限制，起初要求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30%，后来放宽到50%，到9月底，放宽到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

王军说，像他手上的这种小型非标影院，“不算折旧，一天纯支出就是3000到5000（元）的样子。”而每天的营业收入甚至覆盖不了影院一半的成本支出，“只能硬撑。”

他认识的一位投资影院的朋友起初拿自己的积蓄填坑，手上现金花完了，就开始四处借钱，“结果到现在，基本24小时都在接催债电话。”

2021年已经是王军相对好过的一年，尽管春节前还是提心吊胆，担心一年里最重要的春节档因为反复的疫情被取消。“那年我好一点的店，春节档收入大概是20多万，是过去的一半。”

赚钱是谈不上了。更糟的是，王军的工程建设公司也受到了疫情影响，“房地产行业也收紧，贷款下不来，我们的工程款也收不到。”王军像是在徒劳地修补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只，“没有一个行业能挣钱，连环反应就造成了我的资金短缺，撑不下去。”

回看2022年，王军甚至有些庆幸自己及时抽身，在3月陆续关闭了四家影院。从3月开始，因为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陆续暴发疫情，一些重要的节假日档期几乎全灭。

很多电影还会临时撤档，比如去年的五一档，就有8部电影陆续撤档。“片方也要考虑自己的投资能不能收回来，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会上，一会不上，人都恐慌了。”

影院能否营业成了2022年极大的不确定因素，选择上映甚至制作的电影也自然越来越少。根据影视剧数据管理软件灯塔研究院的统计，截至12月，内地院线公映的影片数量只有326部。而在2021年，这一数据是607部。甚至只有半年营业时间的2020年，这一数据也有305部。

影响波及产业链条上的每一环。开工的影视摄制组大幅减少，2022年4月，国内最大的影视基地横店公布的剧组数量，比去年同期下滑近50%，一些剧组是因为核心主创人员被封控，无法开工。另一些是没投资，直接被叫停。

许多群演也一度逃离横店，一位演员公会管理人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提到，“常年在横店的群演大概有8000人左右，今年只有四五千人在这边。”

在年终的票房统计里，2022年全国电影票房只有300.67亿元，是2015年以来第二次低至300亿，第一次是2020年，只有203亿。而在疫情前的2019年，按照国家电影局数据，全年票房是642.66亿元。

●东方IC资料图：2022年12月11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电影院有序恢复，一市民在观影。中新社记者刘文华 摄

创业二十年来，王军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无能为力。过去公司遇到问题，他可以尝试找银行借钱，努力开拓更多的客户资源，可是“电影院没有片子，就是没有片子”。他剩下的几家影院客流量已经下降到了10%，“大家来了也没有片子看，来来回回就上映那几部电影。”

他不免怀念疫情前百花齐放的影院片单，喜剧、爱情、国外引进大片，应有尽有，“观众的口味都不一样，有片子能选择，他们才愿意进电影院。”

疫情三年，王军已经欠下了一千多万的外债，有些是影院的欠账，有些是工程公司的欠款。他说自己每天都在拆东墙补西墙，哪笔账要得急了，就先挪点钱还上。但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他有一位同样做生意的朋友，“要债的人去年过年直接跑到他老家了。”

妻子曾经劝过他，要不将电影院全关了，好歹不用继续倒贴钱。很多大公司在2022年都采取了关闭影院的做法，比如香港英皇UA影城宣布关停内地的7家门店，表示这是“自开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和挑战”。但王军觉得不甘心，“如果全部关掉，过去几年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其实并不埋怨，也不后悔，“做生意不可能天天在那里后悔。”他也自知过去能赚钱有运气的成分，“选了一个好方向，赚钱就是三分努力，七分运气。”王军说，公司倒闭也并不可怕，年轻时他摔的跟头太多了，可他怕的是“看不到希望这种状态”。

王军记得自己最近一次看电影，大概是两个月前，看的是《万里归途》。那场的观众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不太记得电影都讲了些什么，“那次我发现一件事，一个人在那里看电影是有点害怕的。”

他对电影意义的理解是，“很多人在一起，一起开心、伤感，情绪互相感染的”。他有点伤心，“现在是感受不到了。就感觉到很凄凉。”

●春节档进入预售期。图为2023年1月11日，上海一影院内春节档电影海报。东方IC 图

王军认为，电影院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内彻底恢复，大家离开电影院已经太久了。一些观众在疫情三年里，甚至更习惯通过短视频、视频网站观看电影，“观众的习惯可能要重新培养。”

除了电影院，整个行业也需要找回信心，那是过去一套正常运作的秩序，从业者知道自己拍好了片子，可以正常拿到许可证，上映院线，最终结果好坏由每个观众手上的电影票决定。

好消息是今年的春节档，已经陆续有七部电影宣布定档，其中不乏梁朝伟、刘德华这样的老牌影星，有《流浪地球2》这样的重磅续作，也有名导程耳的新作《无名》。

但王军不敢抱太大的期待，“很难说今年春节档就回到以前的水平。”他还是强调那一句话，“一两部片是救不了整个电影行业的。”

真正让他重新有信心的是防疫政策的变化。“如果你是前段时间（注：“新十条”发布前）问我，我会说这个行业快灰飞烟灭了。”他顿了一下，声音提高了一些，“但现在，我感觉是有一定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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