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力宏同学的学术渊源

知微见著、举重若轻，chaque旧帖一篇。来源： chaque 2008-01-03

题目有点搞笑，演艺巨星王力宏并没有着书立说，更未开宗立派，在学术上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渊源可言。这儿想讲的是王同学家族跟近世中国学术的一点关系。

王同学力宏，1976年5月17日出生在美国纽约；父亲王大中，医生，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母亲李明姝，台湾政治大学毕业。单纯从双亲看来，王的学术潜质似乎不是很高；但该同学的歌迷大都知道，他还有一位非常有底气的奶奶。

报道说：“……王力宏的奶奶非常慈祥，当时王力宏在娱乐圈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对此，老人却平静地说：‘这没什么，唱歌只是种职业，混口饭而已。’”

这位气魄超大的奶奶，究竟是什么人？歌迷们有的是探究的热情，只消三两下子，奶奶的真实身份就浮出了水面：

许奶奶留芬，北平清华大学九级学生，读经济系。其父为民国知名的海军将领许凤藻（1891无锡—1953台湾），曾有功于武昌首义，并受国父孙中山先生接见题字：“海天一色”。

从"九级学生"这一点，可推断出许奶奶应该是1933年入学，清华学校自1928年改制为清华大学， 1929年毕业的为一级，以后逐年类推。（现在的北京清华则按照入学年份称为几字班，如2007年入学就是7字班了。）

曾经的清华学生许留芬小姐嫁给了浙江义乌出身的王新明先生，1949年初与转职赴任的许凤藻将军一起离开大陆到了台湾。在台湾，许同学成了许教授——台北商专的会统科主任，着有《会计学原理》、《英汉汉英会计学辞典》等大作。至今该校仍设有"许留芬奖学金"。所以“唱歌只是混口饭”，对于着作等身的奶奶，简直是理当如此。

还不止此。奶奶是许将军的长女，她还有一位令弟许倬云（1930无锡—），现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当今最着名的华人文科学者之一。同时也自1989年起担任CCF基金会（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的美国分部主任。着名的旅美学者陆扬、冀小斌，都曾经受益于这个基金会的奖学金。

而许留芬同学远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则是一位热血的革命青年。她参加了蒋南翔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社联小组”的女子分舵：

在地下工作方面，蒋南翔主动找了原社联小组成员陈落（陈国良）、牛荫冠三人重建秘密社联小组，这是当时清华仅有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不久，蒋南翔与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的周小舟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原是宋庆龄等发起的，后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已成为秘密组织）。清华大学小组参加者有姚依林（姚克广）、杨述（杨德基）、吴承明、黄诚、杨学诚等，多为十级的同学。“社联”小组逐步扩大，以后又通过孙兰（韦毓梅）在女同学中建立了“社联”小组，参加者有孙兰、许留芬、韦君宜（魏蓁一）、王作民、鲁心贞、李立睿，后来又吸收了纪毓秀、高景芝、陈舜瑶、郭建（郭见恩）、黄葳（戴中扆）、吴瀚、张自清（张厚英）等女同学参加。

另有记载说：

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爱国学生运动陷于低潮，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在这样形势严峻、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蒋南翔临危不惧，继续坚持战斗。他公开出面发起在同学中进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学，不避风险，和九级同学许留芬一同到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北平宪兵三团的清华同学、共产党员徐高阮和共青团员张宗植。

1935年12月，为了抗议日本军队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清华大学部分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着名的一二九运动。上述蒋南翔、杨述、张宗植、韦君宜（魏蓁一）、徐高阮、许留芬奶奶都是重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比如韦君宜，比许留芬同学低一届（十级），就读于清华哲学系。一二九运动后很快入党，1939年赴延安，在第一任伴侣孙世实同志（也是清华十级学生）牺牲后，与上述杨述同志结为夫妇。解放后历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

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革命资格上很深厚、学术上很强大的许奶奶，竟然没有像韦奶奶君宜同志（又被尊称韦先生）一样，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甚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另一位社长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引出另一位着名的学术人物。不巧现在时间紧迫，等我去吃个饭回来再说吧。

吃饭回来了，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位师友捧场！实在感谢大家，尤其是woi55兄还帮忙搜到了许奶奶的近照！不过也许天涯相册的链接对外有保护，很多网友都看不到，我在这儿就把许奶奶的几张照片都上传到咱们论坛，确保大家能一饱眼福。

这是woi55兄贴出的那张：

这是另一张有正面的：

“niegm04:建议chaque同学把题目改为王力宏同学的家学渊源，似乎更切题一些！”

很佩服niegm04兄的建议，可惜至今也未见王同学继承许留芬教授、许倬云教授、乃至许凤藻舰长的某方面学术成就，所以私意以为“家学”也不太贴切。因此标题就还是用“学术渊源"字样，含混地过去算了吧。

每年开学前，我在看报纸上刊登当届新生名录的时候，心里都会洋溢着一种奇怪的，艺术家似的趣味；好像在玩味，眼前的这么多名字里，究竟哪几个会成为朋友或恋人，哪几个将终生为敌，哪些人会以哪些更晦暗、更难以捉摸的方式，在此后的一段生命中致命地相遇？

下图是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通告第八十一号（1933年8月），清华大学第九级新生名单的一页。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二卷（下）--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1937）》P852。

“yngwie:「杨联陛」，是不是打错了？ 「陞」 ”

可不是吗，这就是后来以“汉学界的警察"着称的大师杨联陞教授。当时他老人家正是王力宏奶奶在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同学（说的这一届学生像是南山敬老院似的）。

说到这一届学生，仍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二卷（下）》p864编者注，"该级1933年入学新生285人，1934年插班生56人，1935年插班生17人，三年共入学458人，毕业257人"。

读到这里，我又对大陆出版业有点腹诽：285+56+17=458?这样的算术错误，大概能进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的编辑，早就该学过怎么避免吧？

总之，无论是三年共入学358人还是458人，最终毕业的人数都只有257个。这257人的名单，前引书也有列出，许留芬同学、杨联陞都赫然在列（陞字这回写成了“升”）；而剩下那不走运的101名或201名未毕业学生中，就有刚才天人合一兄曾提到的，我也曾用红线画下的，徐高阮同学了。

广陵书社1997年版《中国近代学人像传》 p141-2，为我们提供了徐高阮先生的传略和照片。

从上面零星的传记信息可以看出，徐高阮同学世代官宦，到他令尊徐老先生一辈也做过户部员外郎，这与许留芬同学的武昌首义舰长老爹，形成了一种相当有趣的对称。

另一点有意思的是，传略里面讲到“先生自幼在北平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抗战军兴，自平而沪而滇，由沪江大学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

这段话如果属实，那么徐同学至少在四所大学读过本科。但据我掌握的资料，这个“在四所大学读本科”的说法还不够确切。首先，1938年1月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名录"中（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p577），徐高阮被列入“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中（名录中最高年级为四年级）。算上这个“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徐可以说是上了五所大学的本科。

其次，他最终也没拿到过本科文凭。据友人回忆（《何凤元集》 p104），“...徐后来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上学，就在快毕业的那一个学期，因为和食堂管理员吵了一架，学校以此为借口把他开除了。”友人并评论说，这是因为学校了解他的历史，根本不想要这个学生。

传略中说“先生天资极高”，这个评语是既表抚慰、又含惋惜的，因为“天资极高”之类的说法通常只用在那些未能功成名就的学者身上（我们不会说杨联陞天资极高，就算他确有过人的天分）。徐高阮虽然没毕业，但还是陈寅恪教授点名指定的助手，并被认为是最能继承陈大师衣钵的弟子。我们知道徐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严格地实现了陈提出的“合本子注"的创见，出版时也由陈作序，给出过很高的评价。

但学历上的欠缺，确实限制了徐的发展。傅斯年也颇看重他，把他带到了台湾史语所。他在那里担任图书管理员，直到1969年去世。关于徐在台的一段生活，他的后辈知己刘述先教授曾在《中国哲学与现代化》一书中有专文介绍。刘教授说，徐管理员在学界的面目很模糊，一时被视为“孙中山研究家”，一时又被当成“胡适之研究家”，此外的作品只有几种零星的翻译。他的生活则极为困窘，迎娶一位台湾本土女郎需要交纳聘金，竟至借了多年高利贷。刘教授曾替他斡旋一个东海大学的教职（徐甚至都没有指望副教授，说是当个讲师就满足了），后未果。在晚年他因误会，却与李敖和殷海光师徒交恶笔战，最后在愤懑中下世了（殷也与他同年去世）。

天人合一兄前面提到的《山涛论》我也见过（这里毕竟是八卦贴子，就不谈学术意见了），传说周一良先生评价极高。该论刊出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一分中，出版于"民国五十八年"，目录上已经注明是“徐高阮 遗作”了。

上面的学生名录里用红笔画了三个人名，徐、杨和许。其实在本文中，后世声名最高的杨反而是个陪衬。另一方面，谈到许留芬就不能不谈徐高阮。因为他俩是革命战友，是红色恋人。

前面介绍蒋南翔同志的革命业绩的时候，有个段落说：

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爱国学生运动陷于低潮，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在这样形势严峻、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蒋南翔临危不惧，继续坚持战斗。他公开出面发起在同学中进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学，不避风险，和九级同学许留芬一同到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北平宪兵三团的清华同学、共产党员徐高阮和共青团员张宗植。

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员徐高阮同志在党内的资格地位甚至超过蒋南翔本人。徐是彼时清华大学中最老的一批党员，职位最高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蒋任清华支部书记）。而九级同学许留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或单纯出于义愤地）去看望徐高阮，因为他们正值热恋，无论上课、去图书馆、进城，都是出双入对。徐同志坐了牢，许同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事实上许同学还真的坐了牢，时间就在徐同学入狱的70天后。两批人坐牢的原因说来可笑，是因为左右两派的学生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右派失势后，居然向国民党市党部告密。因此在1935年初，政府分两批逮捕了清华学生共19人，徐高阮和同属元老派的张宗植甚至被解送南京审讯。而我们的许奶奶留芬，因为家族奔走（许凤藻舰长和另一个被捕学生柳无垢的父亲柳亚子都算是社会名流），倒很快就签署了悔过书，被释放了。

那么徐高阮同学在狱中是怎样坚持对敌斗争的呢？很少有史料涉及这个方面；同案人回忆说，当时他们都交待自己是共青团员，有人甚至记得徐供出了一个外围朋友，害得不相干的人也连带坐牢。总之他们被押送南京后，也还是好端端送回来了。清华也一样让他们继续读书，只不过，正如上面记录的，这类骨干分子就很难拿到文凭。

许留芬是怎么一个学生？现在已几乎无可考证，只有零星记叙她是很”文雅“的一个人，但在学运斗争中也相当激昂，“怒气冲冲”。

徐高阮是怎样一个学生、党员？这个资料就很丰富了。首先得说，让他从学生积极分子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比一般热血青年还要积极，善于组织各类活动。他入清华学习的几年，校内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上面提到过的中共外围组织“社联”的前身）和“现代座谈会”，专门吸引好学深思的学生接受“理论”的熏陶。我推测，许留芬同学就是他在这么一次研究会或座谈会上遇到的好伴侣。

其次，根据左倾非党同学的描述，徐同学具有地下工作者的天赋：诡秘、倨傲、声东击西，”令人捉摸不透“。在他周围聚集了若干差不多老资格的同志（高承志、蒋茀华等），形成了一个被称作“元老派”的圈子（徐的党内代号是“老王”）。元老派诸人，或多或少都对徐有些崇拜，而看不起“少壮派”和党内水平不高的“负责干部”。

再次，说到理论，徐的动笔能力和论辩技术也有目共睹。但他在地下工作者中间，也许是太有独立见解了，居然自办刊物，并在公开杂志上也撰文，批评党内的宗派特征，主张抗日应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这与“少壮派”和党内当时的主流意见形成了激烈的对立。负责北方局的刘少奇同志不得不亲自出面，在内刊《火线》中发表文章批驳徐的观点。最终在彭真同志主持的学委扩大会议上，徐高阮仍然固执己见，领导上甚至请他把问题带到“延安解决"，“他不肯去，还要继续辩论，最后被开除出党”。

时值1937年初，徐本该是大四学生。南京之旅耽误了近一年，所以虽然许留芬能够在37年毕业，徐同学的学历却凝在了大三。传略里，“先生自幼在北平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至"抗战军兴“之间，只有一个短暂的逗号而已，谁能知道这符号展开了，竟是这么一出以反高潮结束的境况剧呢？

徐高阮传略中说，"抗战军兴，自平而沪而滇，由沪江大学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我们发现这个路线也有问题。徐的友人（一同被押往南京的张宗植）报道说，1937年底他还在武汉遇到了相偕流亡的徐高阮和许留芬，他们两人的下一站则是重庆。在那里，我们知道许同学跟自己的全家汇合，借住在远亲家里，许本人后来在川北的一个中学任教，在后来遇到了军事教官王新明，二人成婚赴台。另一边，徐高阮则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当学生——读书、办报、跟食堂管理员吵架，他的青春期似乎在春城幸运地延长了。

为什么经历了学运、牢狱、党争的革命情侣在流亡中分手了？失散？口角？家庭反对？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搜索引擎现在还没造出来。

五六十年代，两人还都在台北，他们又相遇过吗？图书管理员和会统系主任之间会发生什么对话呢？据说徐高阮翻译过安德烈纪德，我看这情景，倒像是另一个法国人说的，“缝纫机与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了。

刘述先教授庆幸，徐在台湾娶到了一位“温婉安静、一点没有气性、有纯朴之美的宝岛姑娘做太太"，但也有人报道他们夫妇文化差异太大，没有共同语言。在刘教授笔下，晚年的徐高阮天真如赤子，最渴望与青年一谈，"而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可谓与周遭的学风格格不入，据我所知，在当时未曾引起任何反响。"

许留芬（这个名字也有写作“榴芬"的）目前该是住在加州，她本为家中长女，许倬云教授是她的七弟，家族成员在大陆、台湾、美国都不少。

两人的老友张宗植，后来成了日籍华人，2004年过世。转年的2005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了张的怀旧文集《海天一色》。其中收录了他致许留芬的书信两通。

我在想，见证了许和徐的时代境况，尤其是见证两人之间那段特别的往事的，目前或许只有许一个人在世了。但我——还带着看新生名单时的那种奇怪的、假艺术家似的趣味——又想，这段事呢，许一直不说出来、不写下来就更美。哪怕是当她看到了最近热映的那个电影，看到自己孙子王同学演的那个更好斗的地下工作者，心里有点什么特别的滋味。这滋味仍只是她一个人的好吧。

感谢yngwie兄、白草折兄的关注和讨论！得到yngwie兄“有趣味又有深度”的谬奖，实在让我喜愧交加。写这个贴子纯属偶然，说来多亏我的师傅hong学士的指引。那天看到她在aπολλωv学士转贴的一篇文章中发表回复，连忙跟过去追捧。

因此才对赵俪生等清华12.9学生的事迹产生了兴趣；随手翻查了几种资料，本以为三言两语就能把故事讲完，没想到头绪越找越多，一动笔简直欲罢不能，竟然从下午六点写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才算收工，这也创下了我上网灌水的单帖耗时纪录了！

yngwie兄命我“多发发类似的文章”，不啻是叫一个体育运动票友“平时多跑跑马拉松”；对您这样的大行家，这当然是家常便饭一样的事情，对我们非专业选手，可相当于挟泰山超北海了！

关于徐高阮在台的情形，我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刘述先教授的回忆文章。他后来学术发展受限的原因，我以为yngwie兄和白草折兄两位的辨析都在情在理。一方面，在学历社会中，大学闹事未卒业的记录，恐怕确实会给个人在学院科层中的晋升带来障碍（旧北大破格让钱穆等作教授的佳话，毕竟是在学术体系还不完善的具体情景下才能出现的）。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早年的峥嵘世事之后，曾经代号“老王”的徐高阮似乎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抱着一种“非专门的”、“游牧的(nomadic)”态度。他阐发过孙中山、胡适的思想，但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史专家”；译介过斯文赫定等人的作品，可也不能算是职业翻译家；至于在他受陈寅恪影响最大的中古史专业，他的一部《重刊洛阳伽蓝记》和一篇（身后发表的）《山涛论》，都让他更像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天才的过客，而不是孙悟空所谓“常驻的妖精”。上述这两方面，刘述先教授在文章中都有充分说明；换言之，后期徐高阮的发展没能达到世人对他的期望，大概既有他所不能左右的时局因素，也跟他自己的趣向取舍是分不开的。

刘教授在文章中引申说，徐高阮无论是研究古史、近代史，还是翻译西人着作，其实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在。这个关怀是什么呢？我记得刘教授讲的颇为含混，大家也可以各自体会吧。

徐高阮晚年似乎是服膺孙中山、胡适之了，许留芬后来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呢？她的参加学运和南下，大概都跟徐高阮有极大关联，那么徐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她个人的革命性恐怕也有大幅的回落。据九十年代张宗植给她的两通书信看，她此时是（基督教的）神的信徒和积极宣扬者，对革命年代的争斗和牺牲则或有微辞。从积极的角度说，所谓“唱歌是混口饭吃”，或许正包含了信仰者的远见与平和。

当然，上面都是些牵强、浅薄而事实贫乏的推测，它们更多地还是来自我本人，来自目光跟那张新生名单接触的瞬间，产生的心血来潮与怅惘罢了。

写完回复才想起来，妖精分“过路的”和“常驻的”，这个区别还得归功于猪八戒。上面的引文有失误，还是在这儿声明一下好，就不在原文里改了。

呵呵，把这点读书偶得写下来，只是想添点话题，跟这里的诸位随便聊聊；但是还是要感谢哲人王兄代为播布！

白草折兄说我”用十分浪漫的眼光看许奶奶”，实在愧不敢当。我对帖子中提到的许舰长、两位许教授、徐管理员、杨大师乃至王同学的风骨和学殖，一方面是特别地佩服，一方面也相当的漠然，因为他们诸位的学问上的专长领域和生涯中的出处进退，都与我个人毫不相干。所以这种佩服的漠然，也就是我能对他们所作出的最高的致意，至于白草折兄用到的“怀念”一词，可能对我来说就有点儿重了：我实在没什么资格怀念人家的。

之所以对这些琐事突然产生了兴趣，写出这个贴子，更多的就是因为一开始提到的，看新生名单时心中洋溢的那种奇怪的，伪艺术家般的趣味。这趣味激烈、短暂，来势汹汹得像一场学运；它无关乎一个人或一群人本身，而只看重这群人在各自运行轨道上发生的重叠跟碰撞，留下的遗响跟痕迹。

康德对于美，曾有过“无目的合目的性” 这样一种规定；我有时产生的上述趣味，大概也就是把人们称作“命运”的那种东西，放在康德意义上的这个“审美”眼光下观照。

那么这里之所以说是“伪艺术家”，也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主体既不是许、徐、王或别的谁，也不是我这个假装讲故事的人。那只操纵整个故事的手是本贴最合适的主题和所有者，但对此呢，我们世俗的人也只能叫它“无目的合目的性”了。

呵呵，这两天本来琐事很多，但受到了yngwie兄的激励，不能不发挥我佛大无畏的精神，彻底投入到八卦事业中。

作为成果，以下先展示一个目前我能搜罗到的徐高阮着作年表（限于后革命时期），后面再谈谈我的解读吧。

1.读红楼梦杂记二则 《人间世》1947 复刊第3期

2.五十年来的美国外交（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1辑） 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编 徐芸书译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 1951

3.罗布绰尔考察记 赫定(Hedin, Sven Anders)撰, 莱昂(Lyon, Francis Hamilton)译,徐云书（chaque注：原文如此）重译 中华丛书委员会 1955

4.重刊洛阳伽蓝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2） 杨衒之撰，徐高阮重注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0

5.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胡适1961.11.6演讲 徐高阮译,《文星》9卷2期 1961.12.1

6.胡适之与“全盘西化” 《文星》9卷4期 1962.1.23

7.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资政策 1963 商务印书馆

8.物质救国论 康有为着,徐高阮导言 《世界评论》第十年18,19期 1963 2.16,3.10

9.胡适之谈孔子及“心安理得” 《中华》杂志 第1卷l期1963年8

10.胡适先生中文遗稿目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 1963.12

11.评伦敦《中国》季刊台湾专辑 《中华》杂志 1964.3

12.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胡适演讲,徐高阮译 《新时代》第4卷8,9期 1964.8,9

13.中山先生对财经问题的两点基本意见 《联合报》 1964.11.12

14.略谈研究中山先生的几件初步工作 《徵信新闻报》 1964.11.16

15.我控诉——出版界的卖国者 《中华》杂志第3卷第2期 1965.2

16.共同知识欺诈举例——特告台湾大学师生 《中华》杂志 1965.4-7

17.《建国方略》的再认识 《中华》杂志 1965.11

18.董同稣先生小传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6本上册 纪念董作宾·董同龢两先生论文集 1965.12

19.香港《展望》与“自我中心难局” 《中华》杂志 1966.3

20.金沙江与长江 《中华》杂志 1966.3

21.费正清与毛共 徐高阮编译 中华杂志社 1966

22.关于《红搂梦》第六四、六七回 《阳明》杂志第25,26,28,29期 1968.1,2,4,5

23.梁盛志殷福生王鼎钧的走向 《中华》杂志 1968.2

24.知识欺诈案进一步探讨 《阳明》杂志 1969.2

25.昆仑丘和洪水神话 《中华》杂志 1969.7

26.危机时代的哲学 Koch着 徐高阮等译 幼狮出版社 1969

27.山涛论 徐高阮遗着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一分 1969

28.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评 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 1970

29.曾国藩的世界观念 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 1970

30.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 台北地平线出版社 1970

31.戊戌后的康有为——一思想的研究大纲 大陆杂志 第42卷第7期p206 1971

32.昆仑丘与禹神话 未刊(=25?)

刚才趁开饭前的功夫贴了这个着作年表，没想到手忙脚乱之际错讹很多，连有名的《山涛论》都没包括，幸好天人合一兄pm指正了。

就我所见，徐高阮身后，专门研究他的论着或文章很少，上面的作品年表是我根据几个图书馆的数据整理的。格式混乱、多有遗漏是跑不了的，好在我们在这儿列出它，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那么或许这些内容也就够用了——因为这些算是徐还被后人记得的主要作品；遗珠在数量上恐怕比这都大，但是从重要性上讲就可以暂且忽略了。（比如先前的“徐高阮先生传略”一文中提到，徐还在《大陆杂志》上发表过三种译品：斯文赫定的《漂泊的湖》、米契尔的《吉尔曼传》、胡适的《中国传统与将来》，上表未列，但其实《漂泊的湖》应该就是3——英文名The Wandering Lake的，而《吉尔曼传》、《中国传统与将来》则收录在30里。）

写完这个着作目录我才突然想起来，博尔赫斯在那个有名的故事《Pierre Menard，唐吉诃德的作者》里头，也是按照年代顺序，列出过那个莫须有的传主Menard一辈子写下的全部19篇稀奇古怪的作品标题（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标的序号不是1到19，而是a到s）。博尔赫斯笔下的怪才既搞过翻译，也（不成功地）改良过象棋，还写写象征派的十四行诗。徐高阮的涉猎范围，让他成了曾活在汉语里的Menard。当然，我也借此有了一种博尔赫斯附体般的虚荣心满足感。

如果粗略地分析一下数据，大概可以总结说，徐的业绩主要包括：

近代史论着两部：7,30；

中古名着校定一部：4；

近代西书翻译四部：2,3,21,26；

胡适演讲/论文翻译两篇：5,12；

短论二十三篇，其中又包括：

与殷海生等论战七篇：11,15,16,19,20,23,24；

红楼梦研究两篇：1,22；

孙中山研究三篇：13,14,17；

近代人物曾国藩严复康有为研究四篇：8,28,29,31；

同事传记一篇：18；

胡适研究三篇：6,9,10；

上古神话研究两（一？）篇：25,32；

中古政治史研究一篇：27。

陈寅恪、傅斯年、胡适是对徐的学术生涯影响极大的三个人。

徐在清华大学时本是哲学系学生，到了长沙临时大学听到陈寅恪讲的一次唐史，立刻转入历史系，成了陈的得意弟子。在念完西南联大课程后，徐进入傅斯年主管的史语所系统，并经傅关照得以赴台。但抵台后，直到1960年代初，徐才发表了第一批非译着类的学术作品。这个时间恰好是和胡适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年底）是重合的。

在胡适日记、书信、晚年谈话录和年谱中，留下了与徐相关的多条记载。胡不时借助徐管理员查考图书（如1961年6月30日搜集《续藏经》残本，同年10月5日查找孙中山的一段话等），并给予徐的工作较高的评语（曾说徐是中研院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人）。徐在这一阶段翻译了胡适的若干英文演讲，但是首次让徐在世人（包括胡适本人）面前充分展现价值的工作，是他的《胡适之与“全盘西化” 》一文。刊出该论的《文星》杂志正好是李敖等人展开”中西文化论战“的主要据点。徐在文章中却以细致的考证功夫辩明，“全盘西化”这个说法来自陈序经，并非胡适所创——胡甚至对它只抱有保留的支持。此论一出，论辩双方都不得不服膺徐的扎实辨析；胡适也在日记中称赞其“很细密平和”，想必从此是对我们的图书管理员另眼相看了。

胡适写下这条日记的时间是1962年2月5日。同月24日晚六点三十分许，他在中研院院士酒会上心脏病发，七时许去世。受他赏识的徐高阮却没有停止从胡那里受益：徐被推举为胡适遗着整理委员会委员、征集研究组组长，并曾获得“胡适先生研究奖金”一万元。与胡适遗着的整理编目工作同时，徐的“近代中国研究”似乎进入了成熟期，研究范围也扩展出曾国藩-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胡适这条完整的人物轴线。关于这个阶段的徐，刘述先教授有过两个报道：首先，多年的图书管理员首次有了副研究员的名义（虽然也许只是名义而已），其次是徐的自我定位：”别人都认为我是研究胡适的，其实我是研究孙中山的“。无论别人是否真的误解了他，我们都可以说，没有他的胡适研究，他的学院处境就不会得到相对好转，那么他所偏好的孙中山研究恐怕也是做不成的。

1969年徐突发脑溢血去世，最后安葬在胡适纪念馆的墓园。

“反共烈士徐高阮”，这是徐在身后赢得的奇怪褒扬之一。这个政治倾向体现在他为自己作品选择的出版商上：发表了上述32件作品中10件的《中华》杂志，是立法委员胡秋原主办的文化杂志（1963-1993），而它在政治上带有显眼的积极反共和文化民族主义色彩。

这大概也恰好是徐高阮最终抉择的态度。可以说，徐的写作有两个非常鲜明的面相：首先，它们似乎自始至终是考据的，其次，它们又似乎从来都是彻底地、不容错认地政治的。除去洛阳伽蓝记的校注和研究红楼梦、昆仑丘的若干零散篇什，徐的各项研究都保持了惊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政治取向，这个取向，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通过对胡适若干英文演讲，尤其是《儒教的使命》和《中国传统与将来》的刊布和阐释，徐高阮在狭义上力图扭转对胡适推崇西化的“误解”，在广义上驳斥了鸦片战争以来三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力主中国只有重拾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才能得到复兴。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徐对违背这一民族主义精神的各种潮流的憎恶。青年学生"老王"信仰过的共产主义和比他年轻5岁的殷海光教授推崇的自由主义，此时成了徐选中的敌人——在一些告密者神秘的解码系统中，“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分享了西化这个标签，甚至本来就是同一回事。仁厚的刘述先教授认为，徐高阮与殷海光的交恶和詈骂纯属不走运的误解；但在我看来，他们这一相遇方式，其实非此不可地内在于徐的写作空间。在这次遭遇战中，徐通过最无情的考据（指出台大教授殷海光把英语单词"困境"predicament误译为"论断"predicate），达成了最彻底的政治意图（证明殷是费正清-毛泽东阴谋集团的台湾代理，并直接导致了后者被台大驱逐）。

yngwie兄前面的回帖说，“[徐]在政治领域失意後，将满腔热情投注於学术研究上，我想，因为这是他更能施力的领域”，这个解释模式是“类弗洛伊德的”（被压抑的性欲升华为艺术——被压抑的政治欲升华为学术）。而在我看来，自始至终，政治与学术在徐那里都奇特地扭结在一起，相互缠绕、彼此注释。徐政治地学术着，也学术地政治着。强劲的民族主义诉求和细密的考据功夫难以区分地共同构成了徐的写作奇观。

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图书管理员的驳杂、缜密和玄想吧。

呵呵，八卦讲到这儿有点变味？以下作为补偿，就另添几条准八卦收尾吧！

1949年后做过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韦奶奶君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她的丈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就是说，在近30年后继承了徐同学的职位），二人一起被揭露为特务或叛徒。韦奶奶一度精神失常，杨述则直到1980年去世时都未得以“平反”。

韦君宜近年以一部《思通录》出名。她的女儿杨团介绍了该书的写作情形：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8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1976年开始写起，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8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杨都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在遗嘱中“我身后的事”整个讲的是他。为了弟弟，母亲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迄今一想起来就令我既心酸又敬畏——我自知如果我是她，肯定做不到这些。她曾为了给弟弟补习初中课程——因为他只上到小学5年级“文革”就爆发了，之后得了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了，居然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都跑到外交部街的小图书馆和东城区图书馆翻书、借书、备课，回来后再讲给弟弟听。就这样母亲居然把历史、地理、数学、语文几门初中课程都给我这个傻弟弟补完了。而这一切，还都是在她离休前那繁忙的工作期间完成的，这需要多么博大的母爱和多么顽强的毅力啊。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韦君宜90年代患瘫痪，不仅全身不能动弹，而且舌头僵直，耳朵全聋，只靠鼻饲维持生命。当老同学日籍华人张宗植来到医院看望她时，她挣扎着对张说话，声音模糊得他听不懂。韦奶奶的女婿替她翻译说，这句话是“我们一起回到学校去”。

韦君宜2002年在北京去世。

张同学宗植是清华旁听生，1935年被捕后，与徐高阮一起被解往南京，后因亲戚营救释放，条件是不能再回北平。张在二战后任职贸易公司长期驻日，直到1980年才重新访问北京。在晚年他以个人积蓄陆续在中国大陆学校开设奖学金（清华大学一二九奖学金，中国科技大学张宗植科技奖等）。在一封致清华老同学的信中他说，这些钱若留在他手上，“将来都成了过去深仇的敌国的财物”，希望中国人代他花在中国。

张宗植2004年在东京去世，2006年归葬于合肥。

如上所述，张宗植在80年代后陆续与清华老同学恢复了通信，其中就包括许奶奶留芬。张的怀旧文集中只收录了他的几封去信，从内容可以判断，基督徒许奶奶不仅颇悔当年，而且希望为之“赎罪”。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这几位同学在晚年，对待19、20岁那几年的态度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对照，用结构主义者喜欢的矩阵大概可以粗略地表示如下：

信仰地肯定（韦） 信仰地否定（许）

世俗地肯定（张） 世俗地否定（徐）

我又突然想到，这些态度、这些人物大概也不能单独地加以考察。虽然失散多年而且境况迥异，他们却又恰恰因此，好像是走在同一片树林中的迷路的人。

对了，张宗植在与另一同学的通信中爆料说收到了许奶奶的自传，约4000字，题目是《神的光》。再往下翻几页，我们看到张寄给同学一篇介绍徐高阮生平的文章。他说：

此文可能也是清华后辈校友写的，特复印寄奉一阅。往事如梦，洵足缅怀。应否寄一份给许留芬，我不敢决定，也许她愿意忘记以求心境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