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无光

无光——浅析《一念无明》人物塑造

山东师大新传学院戏剧影视文学2020级1班 陈诗雨

香港电影《一念无明》由曾志伟、余文乐主演，聚焦躁郁症出院后的黄世东如何面对过去与母亲爱人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现在的生活的问题。影片运用插叙的方法进行线性叙事，镜头运动中规中矩，与影片激烈的情绪形成强烈的反差。影片旨在表现不仅是黄世东个人的性格悲剧，更是香港狭窄的社会环境下的时代悲剧。

笔者将从影片为什么要塑造黄世东以及代表着社会的周围人物以及影片怎样塑造若干人物形象来讨论影片的完成度和主旨表达。

首先，影片塑造“黄世东”的原因之一是他身上复杂的标签提供给影片多种角度多种层面的探索；原因之二是躁郁症（学名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极端情绪适合戏剧化的表达。黄世东身上有着“逃港”家庭和金融行业从业者两个标签和“躁郁症”这一特殊的精神疾病。

黄世东母亲自述从小家境富裕、受人追捧，但来到香港后只能嫁给黄大海，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逃港”时代背景下结合的家庭。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无数内地居民因政治或经济原因偷渡入港，偷渡时有无法计数的伤亡，而顺利到港者也不一定能适应两地割裂的社会政治环境，少有人出人头地。港地对“大陆客”的歧视也源于30年中数不清的偷渡客。黄世东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组建家庭，生活落差和社会歧视让这个家庭生活艰难，外界环境的变化导致个人情感极端化，这也为后续黄世东的性格悲剧埋下隐患。

黄世东身上另一个不明显但重要的标签是“金融行业从业者”，香港地区金融行业占比18%，被誉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中心，与欧美经济的紧密连接也代表着风险和压力。影片中当下时间线里黄世东兴致勃勃地关注股市的变化和Jenny在教堂声嘶力竭地控诉黄世东借钱炒股入院后却要她来还债里充斥的是对金钱几近变态的追求，而金融业的压力更直观地体现在Louis这个昔日同事的跳楼新闻中，即便先前埋下了裁员的伏笔，轻描淡写的“三周内第三起”仍然是对黄世东以及观众的冲击。该片段的现实依据没有“逃港”背景那样准确的时间，因为这样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在影片上映的2017年前后就有2015年由华尔街开始的裁员风波，全球经济的些微波动都会切实地牵动着金融业脆弱的神经，让人忘了自己刚结婚，忘了自己无力承担高额的债务，让人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生命。

虽然影片中以“躁郁症”概括黄世东的病症，但依据后续的描述，即抑郁和躁狂不定期交替发作，可以排除躁狂抑郁症，确定黄世东的病症是双相情感障碍。黄世东在躁狂状态下易受刺激做出极端反应的状态和在抑郁状态下无法吃饭无法活动的状态是电影以相对平稳的叙述状态揭示时代悲剧的关键。

其次，来看影片如何塑造黄世东以及若干人物形象。黄世东的人物塑造与其父母的人物塑造是离不开的。在前期黄世东尚且没有出现，导演就通过黄大海藏锤子的行为表现了黄世东的被排斥和被抗拒，以及黄大海的慌乱。黄世东紧接着以一个安静，甚至略微神经质的形象出现，这让黄大海的慌乱变得不那么坦荡。导演通过不合理的人用不那么合理的方式做了合理的事情这样的手法一再表达黄世东的“正常”，也就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这一群体的正常，为了回扣结尾的“感冒了你让他们去吃药，而精神病你让人家藏起来”的质问。例如在婚礼酒席上没有人在乎新婚夫妻感人的自白，黄世东直接上台铺陈了一大段后让大家关注新婚夫妻。在黄世东的正常里有很多他人的不正常，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人的排斥。在不知道他生病前可以和他做朋友，但知道他生病后即便没有伤害到自己也会避而远之。但黄世东也并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他的性格悲剧正因此而起。在家庭生活中，他没有办法始终平静地应对母亲的极端情绪，在母亲暴怒挣扎时，他也会打母亲、冲母亲怒吼。这并不完全是黄世东的错，母亲的每一次暴怒后的示弱，每一次念叨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阿俊”，不仅是对黄世东的触痛，更是一种变相的激励，可以说这逼迫他更加看重自己存在的意义。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而影片的结局也并不温情，与黄世东与母亲的故事类似，同样的故事会不会发生在黄大海和黄世东身上呢？在和未婚妻Jenny的相处中他的性格又一次给对方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他执着于要给Jenny更好的生活，并且向家里人证明自己有出息，四处借钱炒股，对Jenny却只字不提。他抗拒向亲近的人展露内心的想法，带来的结果是Jenny不仅要承受未婚夫突然入院的打击，更是被迫承担百万债务。Louis作为前同事和朋友向他提供工作机会，但是黄世东却执着在“我有没有被瞧不起”的问题上。黄世东的“不正常”强加给了身边的人，可黄世东仍然会吐掉药物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常”，这是强烈的自尊心在作祟，却也是黄世东性格悲剧的根源。不仅社会和身边的人无法把精神疾病当成吃了药就能好的病，就连黄世东自己都不可以，他害怕自己被排斥、被恐惧，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更遑论让别人接受他了。

影片在刻画黄世东时，穿插了很多物品，其中巧克力贯穿始终。在影片伊始即将出院的他在别人的床头放上三颗巧克力，这巧克力代表他能给别人的力量，而在影片末尾个人情感世界崩塌的他在超市一味地往嘴里塞巧克力，这又将他的伤疤揭开由互联网传播给每一个人。而水是影片另一个重要的物象符号。他在婚礼现场喝下的一杯杯暂时无人认领的水，喝药的水，为了吐出刚吃的药往嘴里灌的水，记忆里逐渐变成红色的水以及天台上忘记浇水的花，黄世东的生活也被水链接，无论是重新开始的生活还是过去的生活都被水声击垮。

其他角色是影片对“正常人”除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这一特质之外做的其他塑造。母亲怀念自己过去的生活，所以她会对这段不得不接受的婚姻充满怨念。母亲没得选，又没有不选择的勇气，留下的就只有互相折磨。在与黄世东相处的过程中，母亲时而暴怒、痛骂，时而流着眼泪说自己很孤独、很痛苦，即便她可能已经认识到自己不该这么做，她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不知觉中给儿子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黄世东排斥反感母亲的极端情绪化，但他无法停止伤害别人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和母亲是一样的。父亲黄大海在天台和黄世东的对峙看起来是诉尽心酸，但是面对黄世东的“我不正常吗？”，黄大海脱口而出“我怎么知道”，却是俩人真正的悲哀。黄世东因为自己的自尊执意要证明自己的正常和黄大海始终对黄世东的恐慌不安，即便后期看起来父亲变得更宽容，更乐于去了解躁郁症了，但是看过那么多书的父亲在面对一直哭的黄世东还是会大吼“你能不能正常点”，这其实也是另一种“无法停止伤害，但又无法改变”。在这种时候远离是一种不负责任还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也是导演想交给观众的，导演并没有排除黄大海将黄世东送回精神病院的可能性，因为黄世东明明没办法照料母亲却执意要做而导致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

Jenny是影片中的第二主角，因为她是影片除黄世东之外刻画得最完整的人。黄世东对Jenny的念念不忘只是为Jenny勾勒了一个轮廓，她任劳任怨，看起来没有仇恨和不平，是难得的坦然面对黄世东的人。而在教会Jenny的一番坦白是真正地重塑了Jenny。在Jenny的观念里，黄世东是破坏她的理想、破坏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人，并不是相爱的人，更不是一起经营生活、面对生活的人。或许可以说Jenny只不过把黄世东当作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可以是黄世东也可以是黄世北。这个人是谁都无所谓，但Jenny对黄世东的厌恶却是真实的，口口声声说的“宽恕”，不过是咬牙切齿让自己生活下去的下策，不然她将无法接受自己的理想生活节奏被打乱的现实。她的看起来不怨恨只不过是她不在乎这个人而已。这是另一种社会人的样子。以余果一家为代表的邻居不在乎黄世东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他们只是纯粹的害怕，所以对暴露了病情的黄世东避之不及；而以Jenny为代表的更亲近的人因为只是把人看作工具所以对他不在乎，只在乎他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但这两种人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吗？陪伴植物妻子数十年的丈夫会成为新闻是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我们不允许自己的生活被打乱，无法接受超出常理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恐惧会逃避会痛恨那些不安定的因素。而黄世东就是作为这样一个被痛恨，被恐惧的形象出现，他作为叩门砖不仅在敲黄大海、Jenny的门，更是在敲我们每一个人的门。而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然而影片的完成度仍然是需要考量的，导演依靠优秀的演员成功地表达了大部分内容，年轻导演的优秀电影不乏优秀的演员支持，《浊水漂流》《雨打芭蕉》《一念无明》都有实力派演员的加入，然而剧作上导演过分追求面面俱到，反而忽略了作为主体的精神病患者的社会体验。在有限的篇幅中导演仍然需要做一些取舍，过多的议题会让影片显得冗杂，尽管在《一念无明》始终保持平稳的叙述中各种议题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生命力。但还有许多并不详尽的逻辑点，作为弟弟的阿俊说的支持只是口头承诺吗？父母对第二个孩子的偏爱真的是无理由的吗？父母的相处方式孩子完全没有印象吗？但总体上来说是瑕不掩瑜的，影片尽可能地描述港陆家庭的困境、精神病患者受到的歧视、心理卫生科行业的乱象、互联网造成的偏见扩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议题。笔者的观念在前文中已经十分明显，部分工种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处理问题，然而如果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将挣钱和稳定放在第一，那我们是不是也没得选择，被痛恨和恐惧的“不安定因素”只能如身体里的病原体被吞噬，被隐藏？影片表面上给了我们一个温情的结尾，让我们相信父子两人相互依靠着会有更好的生活，然而在精神病家属互助会里出现的绝不是个例，已经埋下的“抛弃”的种子和习惯并不会就此消失。就算不会再发生在黄世东身上，也会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从今年在First展映的《浊水漂流》以及《一念无明》《踏雪寻梅》不难看出，香港人的困境是自始至终存在的，贫富差距反映在高楼大厦与狭小棚屋的对比上。社会压力无处不在，人们借由网络来发泄自己的不安，恶意是如此泛滥，而金钱又是如此美好。影片讨论的是香港的困境，但这何尝不是我们当下的困境。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在他人婚礼上旁若无人地沉浸在自己的价值判断中的宾客，又是在教会中倾听别人“宽恕”故事的信徒。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和别人一模一样才是逃避责任的好办法”。谁知道余果会不会是下一个黄世东，谁知道我们的社会被迫藏着那些“见不得光”的人什么时候会变成人人嫌恶的过街老鼠。我们举着手机拍下那些令人嗤笑的画面时，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画面中的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