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号》在中国的命运嬗变：从江青热捧到黄色电影再到励志电影

《鸽子号》现在看来，充其量只是一部中规中矩的美国电影，但是，因为电影参与了中国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的文化争论，而深刻地契入到中国的当代文化史中，成为一个颇让人欲说还休、耐人寻味的影片。

《鸽子号》在美国发行于1974年，它的首映式1974年10月份在洛杉矶举办，次年2月份又在纽约放映。

这部电影的制片是中国观众熟悉的美国演员格里高利·派克，也是格里高利·派克最后担任制片的一部影片。

影片在美国公映时，并没有什么反响，票房也不够理想，影片的失败，导致格里高利·派克的制片生涯自此中断。

据《格里高利·派克画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介绍，《鸽子号》公映后，恶评如潮：

“低劣的表演，粗糙的剧本；历险故事与爱情故事参半，又穿插两个年轻遁世者的社会交往，根本不符合戏剧的基本要求。尽管该片在美国被打入冷宫，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却风靡一时，票房收入相当可观。”

这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电影，也风靡到了中国。

被这部电影迷住的人，包括江青。她对这部电影赞不绝口。

在权延赤所著的《龙争虎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中这样记载：

——饭后，江青又请大家看电影，演了个国外的爱情片《鸽子号》和《动物世界》。演出中，看到女主角跳下海时．她激动地说：“这要是我，我也跳下去。”并对女人与爱情大发一番感慨议论，说：“爱就应该勇敢，要勇于追求”，什么“女同志要有独立的自我，要有自尊，要有追求”等等。——

应该说，江青看到了电影的正能量意义，同时我们注意一下，江青完全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观众，进行了替代性的观看。她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把自己设想成那个女性角色。

如果是一个男性观众，则完全相应地替代的是剧中的男性主角。

所以，江青在看电影时，完全是拿出一个感性的自我，接受了电影银幕的感召力与感染力。

江青这样的看电影方式，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她的内心，也成为有识之士诟病的焦点。

在金伯宏所著的《一个中国摄影家在美国》（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中再次提到了江青评价《鸽子号》这件事，但是此事在文艺界圈内，引发的谣诼丛起，却让人有一点尴尬：

——在“艺大”，有一天传达江青对文艺界的指示，其中推崇一部名为《鸽子号》的美国电影，它讲的是一个美国青年驾驶“鸽子号”小舟独自环球冒险的故事。江青特别提到片中女主角看到男友战胜风暴驾舟驶入海港，情不自禁跳入大海游向小舟。“艺大”组织大家观摩学习此电影，但严格规定只有党员学生才能看，对外只说是去听报告。我们没看电影的人便传播江青的笑话，说她问亲信浩亮、刘庆棠等：“你们对我能做到这点吗?”众干将异口同声地说：“如果首长落水呼救，我们立刻去学游泳，练好了水性，开会讨论营救方案，然后下水去捞您。”——

打摸别人的看电影的感受与评语，总叫人觉得有一点不厚道。

“四人帮”被粉碎后，《鸽子号》因为受到江青的追捧，也殃及池鱼地冠上了黄色电影的定性。

《解放日报》1976年12月5日刊发了一篇标题为《江青吹捧西方反动电影是为了篡党夺权》，其中铿锵激昂地抨击道：

——江青对美国一部宣扬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影片《鸽子号》大肆吹捧，说什么“影片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用了很多正面来衬托他(影片的主角)的成长，是相当成功的”，“人家的长处要充分看到，人家既大胆，又小心谨慎”，要全国所有文艺单位向这部影片“学习”。——

《吉林日报》1976年12月6日发表的《“四人帮”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洋奴才》中写道：

——“江青对那些腐朽反动，不堪入耳的下流电影，却一味吹捧，什么“摄影好，彩色还原好，用光好……”。

去年在一次电影工业会议上，江青让代表们看两部西方电影。一部是描写一个资本家大少爷，为了成名成家，周游世界归来，他的未婚妻跑到海里去和他拥抱的色情故事。江青吹捧说：“人家水平高，就那么一对男女青年和枯燥的大海，就拍得那么吸引人”。甚至无耻地说：“我如果遇到这种场面，我也会这样做”。——

《文汇报》1976年11月23日登载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及了这件事，并且表达了同一立场的批判言语：

——她在看了外国资产阶级拍摄的影片《鸽子号》后，因为“有感”，发了一通议论……江青在把《鸽子号》大大吹捧了一番以后，话锋一转，马上攻击起我们国内的“影片不感动人”，原因是创作的人“不懂得青年人的心理”。什么才是江青欣赏的“青年人的心理”呢？据她解释，就是影片中的女主角见到自己的男朋友，而不顾一切跳到海里去拥抱他的情绪。真是丑的不能再丑了。——

这样对《鸽子号》的苛求的评点，显然并不符合这部电影的实际内质与内核。

即使在江青盛赞《鸽子号》的同一时间，国内的电影人，也不得不对《鸽子号》的好莱坞电影叙事奉上由衷的佩服。

我们看一看上海导演汤晓丹在日记中记载的对《鸽子号》的直观感受。这篇日记的记载时间是1975年7月10日。从时间来看，《鸽子号》在美国发行后半年的时间内，就引进到中国，这样的引进速度还是相当快捷的。

汤晓丹的日记里记载如下：

——厂派李则吾来组织我们谈看了《鸽子号》参考影片的感想。

大家都说好。没有一个敢说自己有雄心壮志能拍出《鸽子号》一样好的影片。实在各种条件相差太远了。好的参考片只能参考而已。我的这个很实在的想法只能放在心里踏踏实实自己感受。要说出来，会遭千夫指，说不定以后好的参考片还不会发票让我去看了呢。所以少说为妙。还是脚踏实地，无论下生活或者回厂拍戏，力求胆大心细。不要说得好，做不到，害人害己。浮夸风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太实际。——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鸽子号》很快得到了肯定的评价。

在《上海青少年研究》1984年第4期刊载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我国青年工作的思考》一文中，肯定了《鸽子号》的主题与精神。文中特别地提到：

——美国青年自然有着那个社会带给他的弱点, 但是如他们在“鸽子号” 环游全球的航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拓精神，进取精神，自立精神，创造精神是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的。他们富于幻想，爱好交际，思想活跃，敢于探索，讲求实际，反对守旧，这正是现代社会创造力发挥的前提条件。——

这已经是充分肯定了《鸽子号》的内在精神价值了。

实际上，《鸽子号》的鼓励敢于冒险、敢于尝试、自强自立的精神，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有着内在的合拍性。

在最近去世的李泽厚也对《鸽子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了电影的主体基调符合时代精神。

我们在《李泽厚美学文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收录的《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中看到这样的评价：

——大家也许看过《鸽子号》，这个电影我认为还不错。它的情调恰恰不是使人颓废，而是使人奋发。我们现在很希望艺术有教育性、鼓动性，是积极的、向上的、高昂的，我们用了很多概念，却达不到那种效果。《鸽子号》的影片，却能使人振奋，心情激动，觉得应该干番事业，整个情调就是那样。你说他个人奋斗也罢，主人公为什么要漂洋过海？他完全可以不去嘛！他却去了，并且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甚至中途也想放弃，要烧船，情节很简单。但它的音乐、画面和它所配上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里面有很刚强的东西，也有很柔和的东西，非常和谐。——

李泽厚从美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与肯定了《鸽子号》的内在底蕴，不能不说，江青当年的判断，并没有违背美学的共性原则。

而江青对《鸽子号》的赞誉，实际上反映了江青内在里对好莱坞传统的一直以来的恋恋不舍情结。

可以说，江青对样板戏的大力推崇，本质上的背后与好莱坞电影有着相似的肌理。

承认这一点，虽然有一点叫人难以置信，但却在电影圈内得到了很多著名导演与评论家的认同。

陈凯歌与电影学院教授倪震曾经有过一个谈话，在这个谈话中，陈凯歌就明确地说：他觉得江青的系统是好莱坞的系统，“八个样板戏根本就是好莱坞电影。”

而倪震也与陈凯歌道出了同样的判断：样板戏与好莱坞电影中间只是政治与主义的区别。“记得她提倡的观摩影片，什么《康贝尔王国》、《鸽子号》，一些70年代进口的美国片都是三突出痕迹很重的好莱坞电影，给样板团当参考片来看，她心中的好莱坞情结是很重的。”

因此，江青喜欢《鸽子号》，实际上反映了她内心里对好莱坞风格的接纳与迷醉。

而好莱坞电影里的“黑白分明”的价值取向，也基本移植进了样板戏的风格里。

陈凯歌对此深有感触。他称有一度时期曾经妄图跳跃出“黑白分明”的人物设置模式，这大致可以在第五代导演一度时期试图在灰色空间里刻画出人物的丰富性的追求中看出他们对好莱坞模式的弃绝，但事实上，陈凯歌最终承认，这样的拍片方式，被证明是失败了。

在《中国电影简史》里这样概括了陈凯歌的感触：“我们曾经在80年代中期试图去确立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观点，在其后90年代，15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观点被彻底颠覆。观众所寻求的仍然是‘非黑即白’，要么你就是坏人，要么你就是好人。”

陈凯歌近期参与导演的《长津湖》可以应证他的这个看法。

商业电影必须依然走好莱坞电影的“非黑即白”模式。《鸽子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好莱坞通行与流行的思想传输模式，尽管有一度时期，在中国这部电影被冠之以种种劣称，但依然无法改变这个电影在思想内涵上的无可挑剔性。这也意味着，《鸽子号》不会像江青所称道的那样，具有着无与伦比的艺术巅峰的品位，但是它在触动人心的感染力范畴里，具备着好莱坞电影最通行的价值认定与品格素质。

当我们今天足够平心静气地重看《鸽子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后边涌动着我们被好莱坞电影灌输了一遍又一遍的通用模板，而正是这种模板，才是使得《鸽子号》回归到平常心对待它的视角里的一个宠辱不惊的存在的缘由。